时评 | 何以为罪：从某工业大学开除李某事件看性别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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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女权运动之后，由于女权主义者对女巫的认同，猎巫才从层层的掩盖中显现出来，而女巫也很快被当作女性反抗的象征(Bovenschen 1978：83ff.)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对权力结构提出挑战，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不会被屠杀和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他们还意识到，这样一场至少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针对妇女的战争，是欧洲妇女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妇女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而遭受的社会地位降格过程中的“原罪”，因此，如果要理解在今天仍然作为制度实践和男女关系的特点的厌女症，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回到这一现象。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

欧洲商人资本家对非洲、亚洲和美洲人民的残暴屠杀，被辩解为基督教国家的文明使命。“文明化”进程中，欧洲贫困女性于猎巫期间遭受了迫害和“惩戒”，殖民地的“野蛮人”也经历了“文明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都被定义为不受控制的、危险的、野蛮的“自然”，必须通过武力和酷刑来征服，打破他们对抢劫、征用和剥削的抵抗。
——玛丽亚·米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

1. 又一场赛博猎巫？——从“私密视频”到“有损国格”处分

2025年7月8日，某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发布公告，称因李某于2024年12月16日“实施不当行为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拟依照校规将其开除学籍。公告详细列明，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进行裁决。
该消息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登上热搜，社会舆论沸腾。

此事件缘由始于2024年12月，某工业大学学生李某在上海与乌克兰籍电竞选手Zeus发生关系，并被对方在私密粉丝群中发布不雅视频。视频传播后，她遭遇强烈网络谴责和身份曝光，私生活被无端放大；而涉事男方则在境外回应中表示“尊重中国文化”“没有结婚”，并澄清道：“我从未说过“Chinese girls are easy””。与此同时，学校启动处分程序，李某却成了“影响国家形象”的唯一替罪羊。。

事情发展到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一件平平无奇的校园新闻，也绝非简单的私生活审查。试想一下，假如和李某发生关系的只是另一名普通的男大学生，此事还会有什么关注吗？因此，此事件带有的种种标签“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easy girl”“女大”“巴西牛排”，迅速引爆了各路劳保蝻拳师的G点。什么奇异搞笑的说法都窜出来了，有无差别骂中国女性“easy girl”的（哥们儿你妈知道你这么说她吗?），有为某工业大学识大体懂政治叫好的（这种人大抵是没有上过大学的）。

当然，“荡妇羞辱”“罪有应得”“有损国格”的声音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但我们不禁要问了：归根到底，李某本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才导致自己先被学校开除，后来又被郭楠拿着赛博窥阴镜反复“荡妇羞辱”？就其行为来看，无非是在有男朋友（存疑，是否有男友这一点目前也没有实锤）的情况下与另一名男子发生关系。这一事件既不违反法律，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共影响，甚至由于李某并未结婚，连最起码的夫妻义务也不涉及。

请时刻牢记：男女朋友关系从来没有法律承认和保障。因此，李某的行为充其量只是私生活不检点。更何况，就算李某真的不道德，她又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军人，身为共和国的公民，做了渣男渣女自有ta的父母、ta的对象以及ta周围的朋友去处理ta，什么时候又能轮到学校和网友去公开的处理呢？至于什么“有损国格”这种奇异搞笑的说法，更是无理取闹，和既往的“乳化”话术如出一辙。法律无端涉政，道德无理牵扯国家，何以加诸一位女学生身上？

歪果仁一生要经历的三件事：出生，死亡，乳化。显然，本次事件的女主人公被郭楠自动的归为歪果仁。

既然李某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甚至可能在许多人看来她连一般的道德败坏的小人也算不上，那么，此事件的性质就逐渐浮出水面了。就和封建社会的“浸猪笼”一样，从私密视频到“有损国格”，齿轮正在运转，小丑们穿上鲜艳的戏服粉墨登场，一场新的猎巫滑稽剧又上演了。

2. 隐私权与教育权受损：实名处分的法律风险

既然针对李某的猎巫运动只是无聊的道德审判，我们倒要反过来问了：某工业大学以此事件为由开除李某，是否有合适且充足的法律法规依据？

首先，根据某工业大学自己发布的公告，给予李某开除学籍处分的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及《DL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以下简称《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我们来看看这个《管理规定》第三十条是何方神圣。这个规定的最新版本可以在教育部官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上看到。

第三十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予退学处理：
　　（一）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六）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
　　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经学校审核同意后，办理退学手续。

非常遗憾，某工业大学的相关负责人显然没有仔细看过ta自己引用的规定条文。这一条文适用于退学，跟学校做出的开除学籍处分根本不沾边，怎么可能拿来做依据？虽然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赛里斯行政人员的平均素质，但像如此赤裸裸的错误挂在官网被无数网友反复审视还真得让人笑掉大牙。

那么，这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又是什么呢？就其名字来看，应该是学校自行制定的校规。但在仔细查看其中的内容之后，的确让笔者惊掉下巴。该校官网中的《处分规定》中明确写着：

第十九条违反公民道德和大学生行为准则者，根据其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以下处分：
……
（二）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三）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制作、复制、传播、贩卖、出租淫秽物品者，或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者，给予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
……
（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

幸运的是，该校相关负责人好歹仔细看过自己学校的校规。该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所说的“记过及以上处分”确实适用于“开除学籍”处分。遗憾的是，此规定的内容让人不禁怀疑该校领导是否生活在大清。“未婚性行为”“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这种明目张胆的封建规定暴露了该校行政人员让人作呕的陈腐家长官僚制作风，毫无疑问的侵犯了我国《民法典》等法律中关于性自由权的有关规定。

（顺便警告一下为该校行为拍手叫好的郭楠们。注意看哦，根据该校校规，未婚性行为、读小黄文看小黄片都是要被处分的哦。赶紧看看你们学校是不是也有类似规定，小心被集美们举办哦。😀）

更严重的是，它还很可能严重违反了《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在内的上位法。这些法律明确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受司法监督和保护的公法关系。因为，学生的合法的受教育权受到《宪法》《教育法》等法律保护。学校自行制定的校规只有在符合这些上位法规定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校规。因此，学校不可随意制定校规并依照这些校规对学生做出处罚。某大学的开除学籍处分显然侵犯了李某的合法权利。而且，由于该校规定涉及私人性生活，已超越国家法对私人行为的规制界限，直接违背《宪法》第46条“受教育权”保障、《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所强调的依法治校与正当程序原则，其合法性存在极大问题。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李某可向学校发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相关处分。此前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已有“田某诉北科大案”“刘某诉北大案”等案件。

除了某大学的开除学籍处分可能牵扯到了法律纠纷，本次事件中还有哪些可能的法律问题呢？其实，校方在公告中公开李某真实信息，未经其同意，将敏感的私密信息与校方决定一同公布，直接侵犯了《民法典》第六章规定的隐私权。另外，在舆论中几乎美美隐身的乌克兰人Zeus很可能涉嫌未经李某本人同意将其不雅视频发布至粉丝群。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与肖像权，禁止“窥视、偷窥、披露、公开”私人生活；未经同意公开视频，已构成对李某隐私与肖像权的严重侵犯。李某完全可以通过中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与名誉损害。如果Zeus实际从视频传播中获利或进一步传播，也可能引发行政监管介入或刑事调查。

3. 国家与父权的“共生机器”

在之前的法律分析中，我们指出校方处分条款错误、程序不正当、侵犯隐私权和教育权。但这种法律分析仍然停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层，停留在法律所依附的总体的上层建筑的表层。为何，普遍而理性的、理应保卫共和国公民的法律与国家，却诞生出了非理性的种子？为何女性/劳动者/学生要通过法律武器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却受到种种掣肘？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远非法律分析本身所能回答的，而必须从法-国家机器-父权制的链条中去寻找。

因此，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法律内部的梳理还未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法律本质上是国家的机器，而国家并非中立，它深深镶嵌于父权语境与民族主义框架中，通过法律这一平台，执行对女性身体与身份的意识形态塑造。我们不能仅谈条文本身是否合理，更要反思这些校规为什么还能生根发芽，它是如何成为国家—父权—民族主义共同编织的控制梯级的。

3.1 父权制国家意识形态：他们如何塑造女性身份？

在一切法律实践的地平线上，可能都有宪兵（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执行警戒，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但在大多数时候，它不进行干预,甚至在法律实践的地平线上完全不在场。
那么,在这个空间本身当中,而不是在这个空间的地平线上,在场的是什么呢?是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的小小补充。在契约的法律实践这个空间中,法律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似乎在扮演着不在场的宪兵的角色,成为不在场的宪兵的“代表”。
——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如果李某并不应该在真正意义上受到法的惩罚，那么，真正在起作用的、那种惩罚女性的非国家力量，又会是什么呢？正如同阿尔都塞所犀利的指出的，在法本身与它的实践的空隙中，真正起到“宪兵”作用正是“法律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小小补充”。更准确的说，在本次事件中，似乎国家暴力机器（警察，军队等，即RSA）本身完全缺席，似乎正如许多天真的郭楠所设想的一样，这不过是一场民间行为，是学校对道德败坏的小人李某的一次天降铁拳。在这些父权制卫道士看来，既然RSA本身没有发声，似乎学校就是独立的，似乎学校本来就能依据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开除学生，似乎从头到尾这场风波只不过是学校的内部事务。其实，这无非和“公司按照内部规定开除不愿加班的员工”“丈夫家暴老婆是家庭内部事务”用的是同一套话术。郭楠和布尔乔亚在这里是殊途同归的，因为他们都将父权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没有历史的、天然的。 对于他们来说，与生俱来的布尔乔亚法权和父权制结构就像他们呼吸的空气一般自然。因此，毫不意外这些人意识不到这种提问：我——这么一个主体，除了是个男性布尔乔亚，还能是个什么呢？

其实，恰恰是那些意识形态成了不在场宪兵的“代言人”——他们替代了实体力量进行规训与控制。正如同布尔乔亚国家机器（教育、媒体、家庭等）通过各种软性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 规训着普罗塔利亚，郭楠们也只有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中才能成为“男子汉”，成为父亲的镜像，从而成为女人的主人。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他们无意识的被那些神圣的父权制大他者们召唤着，把自己视作了引领自己国家女性的牧师。在此处，大他者和小他者，父亲和郭楠，郭楠和女性的镜像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男人生来就是父亲，女人生来就是母亲。父亲生来就要指挥母亲，母亲生来就要顺从父亲。就像人们过去以为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亚当拿出自己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一样，其实，藏在父权制下的真相无非是男人自己把自己“创造”成了主人，然后通过这种令人作呕的神话“创造”了女人。

于是，我们立刻就能回答关于本次事件的这个问题了： 性自由何以为罪？ 实际上，本次事件中的李某什么罪也没有犯。或者说，ta犯下的“罪”恰恰是她没有成为一名“母亲”。在郭楠看来，这一点比自己作为父亲却写黄文画本子拍小电影乃至出轨出去招嫖还要严重得多（试问：古来至今男人的风流韵事难道不是被传为美谈的吗？）。正如某俞性布尔乔亚所说，女性怎么能没有道德呢？女性的堕落可是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的！“商女不知亡国恨”，这就是父权制国家的真理！

3.2 性别民族主义：“国家化”的女性身体

所有的父权制国家都是多重的。就是说，在一个由男性布尔乔亚主导的国家，女性总是在多种意义上成为“女性”的。换而言之，在当代赛里斯，女性不仅要白天出去工作被各种资本家剥削，回家免费做饭做家务，晚上还要长期“卖yin”满足主人们的炫需求（恩格斯语）。各种奇形怪状的规训和惩罚从一开始就根植于赛里斯的教育，是所有父权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此类规训中，最登峰造极的创造正是 父权制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

在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看来，所谓“女性”不是共和国公民，不是劳动者，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正如前文所引用的俞某所说的，所谓“女性”，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代表”。这一“代表”既非人格上的亦非政治上的，而是仿佛说女人就是一类“人矿”。其质量的优劣性，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大家都觉得“商女”红颜祸水，褒姒害死了西周，杨贵妃搞垮了唐明皇的千秋伟业。所以，女性要愿意吃苦，愿意为本国男性守贞，难道不是“必要的代价”“无奈的牺牲”吗？

关于国家的母性形象古已有之。现代民族国家常以“母国”“母亲国”的意象出现，将国家拟人化为需要被男性保护的女性。其实，在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看来，难道女性身体的归属不也是国家主权的构成要素？在跨国婚姻相关的新闻中，我们总是看见郭楠和皇汉们捶胸顿足，哀叹本国女性崇洋媚外，和外国男性结婚。到了本国男性娶外国女性的新闻，又觉得“哎呀你小子艳福不浅，娶了大洋马”。更有甚至，臆想郭楠在乌克兰、越南等地有众多外国女人不要彩礼“倒贴”。当然，最糟糕的情况还会牵扯到某些犯罪分子从东南亚“买媳妇”。此处按下不表。我们仅再指出一点：在这种“最中幻想”之中，女性的身体就像国土一样。众所周知，国土的神圣性恰恰来自于它的排他性，来自于它能且只能被本国人占有。因此，占有本国女性的只能是本国男性，当“侵入”性发生，似乎是在侵犯民族主权。反过来讲，倘若郭楠征服了大洋马们，甚至仅仅是幻想一下此类可能性，就足以使得郭楠们脑海中爆发出堪比殖民者征服新大陆的快感。

因此，郭楠们说女性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无非就是说：这里的女的，已经被我们征服；站在世界另一边的女的，都是待征服的新大陆。于是，吊诡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女性的身体被升格为“国家贞洁”，为此，民族主义者梦想着将父权逻辑国家化——国家拥有控制跨国婚姻，审查女性身体、性行为甚至生育角色的权力；另一方面，女性的人格和尊严被彻底弃之不顾，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女性被降格为物，成为了被父系大他者凝视的纯粹客体。

此图堪称我在本次事件中见过的最搞笑的图。

我们很容易好奇，在相反的情况发生时，民族主义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正是在本次李某事件中，我们看到，无数郭楠纷纷破防，化身某位布尔乔亚，以极为恶俗的方式指责李某“千里送炮”，将其侮辱为“easy girl”“巴西牛排”。（读者可自行查阅这些恶俗词汇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郭楠们洋洋自得的继承了这些从外国猎艳者那里学到的词汇，并将其用到本国女性身上。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这些父权制-民族主义者，为何纷纷无视了加害本国女性的乌克兰男子Zeus？难道李某不是我们的同胞吗？难道民族主义者不应该无条件偏向本国受害者吗？难道一个民族主义者竟然可以一边天天骂歪果仁乳化，一边像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一样骂自己国家的女性“easy girl”“巴西牛排”？天下岂有如此搞笑之爱国者？

乍看下来，有人会认为似乎父权逻辑和民族主义话语在这里存在致命的裂缝。其实，这里表面的不一致正体现了父权-民族主义逻辑的延续。和世界上所有反动思想一样， 任何父权制、民族主义总是需要例外，需要持续通过凝视他者建构性的定义自身。 皇汉们总是梦想着汉人伟业，郭楠们总是幻想着“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只有不断定义“例外”，不断的把原本理应和他们一样的人定义为“非人”才能做到。这种伎俩我们在历史上已经见得够多了。雅典的暴民统治杀死了苏格拉底。纳粹德国要复兴雅利安德意志，首先做的正是把本国犹太公民和左翼分子定义为“非国民”。在我国历史上，死在封建王朝苛捐杂税下的汉人，可曾想过自己曾和居于庙堂之上的那些统治者是民族同胞？

在本次事件中，对李某“有辱国格”的攻击乃至更大范围的对本国女性的羞辱，只有在自动的将李某及其他本国女性定义为“非国民”才能实现。于是，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立刻就和外来者们结成了同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本国女性就是easy girl、巴西牛排”的种族偏见。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一点意味着什么。

4. 跨国的殖民式父权制：全世界的Zeus们，联合起来！

但是等等！在我们的分析中，是不是还漏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仔细反思一下。虽然李某本人可能被认为私生活混乱，但真正把不雅视频公然发到社交媒体上，主动引爆舆论的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几乎在公共舆论中几乎美美隐身的乌克兰男子Zeus？虽然各路蝻拳师偶有声讨这个洋垃圾的，但与远比Zeus无辜的李某和颇具争议的某工业大学相比，他受到的指责实在是太不相称了。甚至亦有为数不少的郭楠为其辩护，认为他“只不过犯下了其他外国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

郭楠们不仅声讨李某，还要把真正的加害者扭转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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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Zeus只是一个普通中国男大，这一令人惊讶的发言即使不会完全消失，也会被削弱很多。至于“easy girl”“巴西牛排”的指责，更会成为无根之木。（这些称呼本来就是外国猎艳者为第三世界女性取的侮辱性称呼）显然，问题恰恰出在Zeus的外国身份上。关键正是在于，诸如Zeus这样的白人猎艳者正是以殖民者的形象出现在第三世界女性面前的。对他们来说，征服野蛮人就是要征服他们的女人。这和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的话语不谋而合。

于是，我们发现本国的郭楠们不仅急于将李某视作“非国民”，还不由自主的把Zeus视作自己人。这无非说明了，一方面，郭楠们接受了关于本国“国家主权”的一系列观念，并把对女性身体的侵犯视作对本国“国家主权”的可耻的侵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主权”概念的全球运作逻辑无非就是殖民主义 的同义反复，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由此直接继承了来自白人世界的殖民主义观念。正如同男人通过凝视女人成为了男人，民族主义者通过凝视Zeus成为了殖民主义者。因此，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和过去的殖民主义者和解了，他们通过内化这些概念成为了文明人。

那么，在文明化的进程中，谁被落下来？是第三世界女性。她们不仅被外国男性当作野蛮人，还被本国男性当作野蛮人。在这这个意义上她们承受着双重规训——同时包含着性别压迫和种族规训。事实上，这在一般意义上也和帝国主义体系的经济剥削密不可分，但我们今天不提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

我们最后来小心翼翼地考察刚刚提及的概念，即父权制的国际运作意味着什么。幸运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供参考。笔者在这里简单的引用玛丽亚·米斯《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中的论点作为结束。这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在30年前的观点如今看来颇具洞见，尤其是考虑到当今赛里斯在全球资本主义链条地位的上升。

如果从女性和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待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为了理解全球两端的女性是如何被世界市场、国际和国内资本所分割，又如何在事实上相互联系，有必要看看硬币的两面。在分割过程中，女性成了第三世界的隐形生产者，成了原子化的、可见的同时却具有依附性的消费者（家庭主妇），人为操纵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父权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这些针对女性的意识形态基本将女性定义为家庭主妇和性对象，这是整个策略的基础。意识形态操纵加上阶级和殖民主义对女性的结构性划分，如果没有这些，那么资本就无法从这个策略中获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性对象，用来扩大原本停滞的市场。在这个策略中，男人作为“资本的代理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Mies,1982)。然而，必须根据阶级、种族和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来区分这一角色。不仅“白人大人物”(BIG WHITE MEN)或“资本先生”(Mr CAPITAL)能够从对本国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剥削中获利，“白人小人物”或“工人”也是如此。不仅棕色或黑色的“大人物”能够从剥削本国女性中获利，棕色或黑色的“小人物”也是如此。不仅白人女性“大人物”和“小人物”能从剥削殖民地棕色和黑色“小人物”（包括男性和女性）中分享利润，殖民地的棕色或黑色女性“大人物”也是如此，她们渴望获得真正的西方家庭主妇的地位，以此作为进步的象征，她们也成了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
但与男性相比，无论是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她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公开付出人格尊严和生命，来换取作为妓女或家庭主妇的“荣誉”。因此我认为，在维持这个被称为国际新秩序的综合剥削体系中，富国女性在客观上并没有获益，第三世界的贫穷女性（包括贫穷的农民和边缘化的城市女性）则构成了这个体系的底层，这些贫穷女性是工业化国家女性的“未来形象”(v.Werlhof,1983)。对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女性来说，这个未来已经开始了，她们以同样的方式和方法“融入发展”，这些方式和方法本来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姐妹，即在新的非正式部门“隐蔽地”工作，并以各种方式出卖自己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