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德尔:劳动与劳动过程

圣鞠斯特（译者）按

本文尝试为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经典研究进行辩护。通过解构 “控制 - 抵抗范式“（control-resistance paradigm）的局限，文章指出：劳动绝非单向度的技术规训对象，也不是对资本控制的消极抵抗，而是主客体辩证互动（subject-object dialectic）的实践场域——这意味着劳动过程场域之斗争同样通向劳动解放之整体斗争。

布雷弗曼的二维框架启示我们 —— 劳动者的默会技能（tactic skills）、主体性抗争（subjective resistance）与资本结构化对抗（structured antagonism）的交织，构成了劳动过程动态演化的底层逻辑。在建立复杂具体的分析框架的同时，不应忘记马克思的预言：“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培育着否定自身的物质条件”，着力理解劳动过程的客观结构与斗争场域如何孕育通向工人阶级解放政治的道路。

劳动在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大大丰富了对这一角色的历史性认知。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无意间引起了社会科学界对传统车间组织研究范式不满的共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布雷弗曼的启发性著作引发的后续研究热潮，大多聚焦于其论述的细微差别，而非深入批判他试图解构的那些理论。

诚然，布雷弗曼忽视了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斗争，其关于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泰勒主义（Taylorism）的分析也显简化。但当前学界对布雷弗曼的”净化式”批判浪潮中，一个重要洞见——他将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视为包含主客体辩证法（subject-object dialectic）的实践（praxis）形式——却在后续研究中被遮蔽。事实上，自布雷弗曼之后，控制-抵抗范式（control-resistance paradigm）主导了劳动过程转型研究的讨论焦点。然而，这一范式所预示的理论突破似乎值得怀疑，因为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已陷入停滞。

重构劳动过程转型研究议程的可能路径，在于深化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的基础。笔者首先评估被诸多批评者与支持者共同忽视的布雷弗曼二维分析框架，继而讨论控制-抵抗范式与辩证范式的差异。在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语境中考察劳动过程，正是辩证分析的重要理论贡献。本章最后将阐明这种语境化对革新劳动过程研究议程的启示。

布雷弗曼的二维分析框架

布雷弗曼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包含两个看似不可通约的层面。第一层面描述资本结构性形塑对20世纪车间转型的影响。这些由资本积累（accumulation）冲动驱动的变革，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ur）。这一分析层级被布雷弗曼视为”对阶级’客观’共识的自我设限”（Braverman，1974: 27）。然而这种自我约束未能平息批评声浪，甚至被用作指责其蓄意忽视劳动活动主观维度的依据（Elger，1982: 24）。回溯来看，此类论断与布雷弗曼的自我辩解均未能准确反映其方法的复杂性。

在另一较少被阐发的分析层面，布雷弗曼突破了自我设限，偏离对客观决定因素的严格结构主义关注。其理论基底承认生产本质上属于社会过程。他时而揭示劳动主观维度如何形塑劳动过程，暗示车间转型涉及主客体、脑体劳动的辩证关系。这种”背叛”体现在三个关键点。

首先，在《劳动与垄断资本》导论中，布雷弗曼将其方法与缺乏理论效度的流行范式划清界限。他明确反对还原论（reductionist）路径：将社会发展视为”必然”与”永恒”轨迹的预设（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将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简化为科学公式。布雷弗曼承认马克思的格言化表述助长了此类公式化倾向（尤其是将生产资料视为技术决定论力量的观点），但他拒斥这类解释的有效性，转而强调社会转型是历史进程的产物——这一立场令人联想起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他断言生产资料不生产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生产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对其构成要素的人为假设都将扭曲其真实存在方式——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其呈现为’自然’、’必然’与’外在化’”（Braverman，1974: 22）。

第二个关键点是，布雷弗曼进一步偏离结构主义立场。在”劳动与劳动力”章节，他将有目的劳动（purposive work）作为人类劳动能力的普遍特征，奠定后续分析的哲学基础。他引用马克思对建筑师劳动的赞许：尽管蜜蜂等动物能生产特定剩余物，唯有人类具备创造预期使用价值（use value）的潜能。人类劳动能力的独特性不在于剩余生产能力，而在于其智识性与目的性——这种特性赋予劳动无限适应性，并为提升生产率创造社会文化条件，从而使剩余产品持续扩大（Braverman，1974: 56）。

无论语境如何，人类劳动始终包含将想象之物转化为实体对象的物理过程。生产的本质由此体现为脑体劳动的结合，共同承载着人类劳动的潜能。布雷弗曼将劳动过程概念化为心智与体力的结合，其本体论预设是：生产行为中的人类劳动力构成实践（praxis）的一种形式。

最终，当布雷弗曼以实践（praxis）视角概念化劳资关系时，他突破了自我设限。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购买的是无限 “潜能”，但这种潜能的实现 “部分受制于工人的主观状态”（Braverman，1974: 57；原文强调）。劳动的形式从属（formal subordination）并未剥夺工人的绝对自主性：他们不仅保有技能，还拥有创造价值物的无限潜能。生产资料的集中化（concentration）与中心化（centralisation）同样未能消解人类劳动者的技能与潜能。

为获取更大剩余，资本家最终将矛头指向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那些最显著体现脑体劳动结合的领域（工匠与工人的劳动场域）演变为斗争场域：劳动者试图维持并时常扩展对生产的影响力，而资本家则力求限制劳动者的目的性参与。根据布雷弗曼的论述，资本家刻意将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从物质生产行为中剥离，旨在提升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相对于劳动力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比例：

“思想与行动、概念与执行、头脑与双手的统一性 —— 这种自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受到威胁的统一性 —— 如今正遭受系统性瓦解的冲击。这种瓦解动用了科学及其衍生学科的全部资源。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被降格至无生命客观因素的序列之中。”（Braverman，1974: 71）

科学 - 技术革命为这种瓦解提供了杠杆，资本家通过新技术把生产物理力量的源泉集中起来。此外，一支新型劳动力队伍 —— 即管理层及其辅助人员 —— 也应运而生，他们被设定为生产过程中 “唯一的主观要素”。但这种 “管理所趋向的理想状态，资本只能在特定限度内实现，且在各产业间呈现不均衡分布”（Braverman，1974: 171-2；强调为原文所有）。

是什么限制了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布雷弗曼（同上：172）的答案毫不意外：工人创造使用价值（use value）的潜能。这种潜能通过多重方式制约了管理理想：首先，脑体结合、主客统一这种始终属于劳动 “首要领地” 的特性，依然是劳动的 “最后堡垒”。例如，旨在提升生产率的管理与技术协调新结构，其制度化过程往往开启价值创造的新斗争场域；其次，为侵蚀工匠自主性而刻意推行的变革，反而催生新技能与工艺门类，从而消解了将管理层塑造为生产唯一主观要素的原始意图。

布雷弗曼指出制约管理层成为生产中唯一主观要素的第三个因素。遵循实践本体论（praxis ontology），他提出：管理层与新型”劳动力”成员占据的社会空间，同样界定并容纳着阶级斗争的场域。 管理者的组织化涉及商品化劳动（commodified labour）的等级化安排——经理、会计师、工程师、监工及其行政辅助人员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正如生产劳动者未放弃创造使用价值（use value）的潜能，这支新型劳动力也保有”无限适应性”的源泉。

“管理已蜕变为行政，这是在企业内部为实施控制（control）而展开的劳动过程……其蕴含的对抗性关系与生产过程本身如出一辙”（Braverman，1974: 267；强调为原文所有）。

布雷弗曼通过其分析中质性与量性双重维度交织的复杂框架得出此结论。第一维度描述人类劳动的潜能，这种潜能源于劳动过程中脑体活动的具身化（embodiment）。劳动领域既是资本依赖活劳动（live labour）的终极根源，又在生产节点上不断否定资本的利益。 另一维度将生产的历史转型解释为劳动力潜能与资本持续转化使用价值为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之努力相互否定的产物。 在此诠释下，布雷弗曼的论述在”潜能”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间游移，聚焦于改造工作场所的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

耐人寻味的是，布雷弗曼的批评者与追随者均未正视其理论的二维性。相反，他们倾向于将其方法视为全然剔除主观维度的”纯粹客体化”路径。布洛维（Burawoy，1985: 22-23）宣称这种剔除”绝非疏忽，而是刻意为之”，并进一步指责布雷弗曼”将资本主义表述为实现其内在本质并摧毁一切抵抗的体系”（强调为原文所有）。布洛维未承认布雷弗曼对公式化解释的拒斥，很可能因其拒绝将实践（praxis）视为生产的本体论基础。他也忽视了一个关键现实：裹挟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ing）的现代组织技术与管理制度，正侵蚀传统上表达劳动主体性的领域。 布洛维等人的结论夸大了布雷弗曼对主观维度的排斥，并将劳动过程理论（labour process theory）缺乏连贯性与发展的责任不公正地归咎于布雷弗曼。（颇具反讽的是，多数对布雷弗曼的批判呈现双重面相（Jekyll and Hyde appearance）——在尊奉其为劳动过程研究复兴”之父”后，旋即对其理论展开攻讦。）布雷弗曼固然需为劳动过程理论的演进方向承担部分责任，但后来者的共谋性又当如何审视？

布雷弗曼理论遗产的继承者

布雷弗曼的继承者们，如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诗作《未择之路》中的旅人，站在分岔路口：一条通向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另一条通往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选择前者意味着将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视为受结构性控制能力支配的客体进行研究；选择后者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语境中考察劳动过程——即将其视为阶级主体（class agents）为实现利益客观化而斗争的场域，尽管这条路径在布雷弗曼著作中尚欠明晰。

路径一：结构分析

众多追随者选择了结构分析路径，其中爱德华兹（Edwards，1979）与戈登等人（Gordon, Edwards and Reich，1982）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这批学者致力于填补布雷弗曼留下的理论空白：当布雷弗曼鲜少论及劳工抗争（labor protest），暗示资本家未遇抵抗便夺取劳动过程控制权时，爱德华兹等人聚焦于控制机制（control mechanisms）变迁与工人抵抗（workers’ resistance）的历史关联。

爱德华兹（1979: 17）指出，控制（control）体现着资本家将其意志强加于工人行为的能力。资本家的结构性位置赋予其劳动力市场优势——自由劳动者必须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但为获取特定利润水平，资本家不仅需购买活劳动（living labour），更需通过制度化控制确保预期产量与利润率。

根据该理论叙事：资本积累（accumulation）冲动首先催生劳动力集中化（concentration of labour），但单纯集中不足以维持市场竞争地位。继而资本家实现产业法律所有权的中心化（centralisation of legal ownership）。随着企业规模扩张与行业企业数量缩减，所有者将目光投向劳动过程——这成为追逐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最后控制疆域。标准化工资体系、技术控制与官僚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s）成为提升剩余价值的机制（Gordon, Edwards and Reich，1982）。车间转型的历史顶点，意味着工匠与其他自主劳动形式让位于由无特殊技能工人构成的中心化车间——工人的原始体力与基础机械敏捷性使其沦为劳动过程中可替换部件。随着工匠技能式微与技术-管理阶层的崛起，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控制权转移至资本家。该叙事暗示当前劳动过程的结构性安排阻碍工人形成政治意识以改变境遇，最终美国工人阶级沦为以非熟练劳工为主体的非政治化群体。

重要的是，工人周期性地抵抗这些劳动过程转型。

“当新体制被引入以扩大生产，当工人丧失劳动过程控制能力时，他们至少保留了抵抗能力……冲突围绕工作组织方式、劳动节奏设定、生产条件、工人权利及企业内各类雇员关系展开”（Edwards，1979: 13；强调为原文所有）。

长期抵抗后，”压力”催生劳动过程控制机制的改良与阶级关系再生产，但新控制机制又为下一轮抵抗埋下伏笔。历史上，这种拉锯式序列造就美国劳动过程转型的三大阶段：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sation）、同质化（homogenisation）与区隔化（segmentation）。随着阶段演进，以罢工为代表的抵抗日渐式微。

在此版控制-抵抗叙事中，工人丧失工匠技能与生产控制权即意味着劳动过程主导权的失落。技能曾使工人掌控生产，并与依赖工匠个体能力的资本家形成相对平等地位。当前工人受资本技术控制与官僚控制形塑的结构性位置，使其”在规则制定中毫无话语权”（Edwards，1979: 22）。工人仅保有抵抗能力。但抵抗的动机力量源自何处？

“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间的矛盾……依然潜藏。此矛盾尚未催生新的大规模抵抗，但体制裂痕已然显现……我们从裂隙中窥见深层结构性脆弱的征兆”（Edwards，1979: 152-153；强调为原文所有）。

抵抗能力根植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关系——工人不过是资本发展逻辑书写的历史剧本中的被动角色。

爱德华兹等人得出结论：控制机制变迁对美国多数产业的劳动过程特征产生均匀划一的影响。这种均质化源自空前强势的资产阶级霸权（hegemony）。长远来看，工人阶级失远大于得，劳动者主体性曾得以表达的领域已被废除。工人唯有静待资本主义结构性衰败方能重获历史能动性。在此叙事中，劳动过程转型史近乎零和博弈。

控制-抵抗范式的标识性特征

控制-抵抗范式（control-resistance paradigm）的关键特征在于将劳动力（labour power）定义为从事劳动的有限能力（finite capacity）。将劳动力视为”能力”暗示其可用时间单位（小时、天数）量化，且”可通过技能、教育或其他使其超越’简单’劳动力的属性得以提升”（Edwards，1979: 11）。但对布雷弗曼而言，劳动力指向构想多元可能性并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无限潜能（infinite potential）。该潜能的实现始终由劳动者的领域支配。”能力”与”潜能”的微妙区隔，导致解释类型与结论的根本差异：将劳动力概念化为可量化特征（而非无限潜能），极易使分析沦为单向度的控制-抵抗叙事——资本家控制，工人抵抗，反向作用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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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推进与局限

爱德华兹及其合作者将劳动过程理论显著推进了一步：他们明确将工人阶级集体行动与车间控制机制变迁相关联。但理解生产的主客体辩证过程——这本是布雷弗曼研究议程的核心——被置换为对”结构性矛盾如何随劳动过程变迁”的公式化解释。劳动过程作为车间持续历史转型的辩证枢纽，被重构为两套结构性利益主体（structurally determined sets of interest-bearing actors）周期对抗的产物——宛如两大交战国在车间战场上的集体遭遇。在此意义上，控制-抵抗的结构分析使劳动过程理论向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解释退行一步，背离了布雷弗曼著作的潜在理论能量。值得肯定的是，布雷弗曼始终坚持：劳动者不断在生产节点开辟施加影响力的新途径，日复一日地再生产着斗争。

路径二：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

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pproach）构成布雷弗曼理论遗产中第二条研究路径。在此视角下，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与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是两个独立进程，每个进程都包含未来目标或替代方案的构想，并与劳动力（labour power）的运用相结合。最简形态中，人类生产将这两个进程整合为单一协调行为：个体构思有用物品的目的与设计，并通过实践步骤将其对象化（objectify）（Marx，1976: 283-306）。

但即便是最简单的生产行为，也发生于客观背景（objective context） 的限制之中。对实现对象的构思体现着”具体”经验的积累，而非自由浮动的想象产物（Berger与Luckman，1966；Lukács，1980）。工具及其物理结构、工作实施条件与既有知识状态共同制约着生产的可能性与实践性。然而，在工具、知识与想象的实际结合中，最终产品仍包含原材料或原始构思所未有的新质性。当劳动者的实践活动将想象对象化时，其结果既与初始构想相矛盾，又超越客观环境。这种实现结果组织起新”现实”，并催生引导未来实践的新理想。换言之，生产背景既是限制，又是创造替代方案的平台。

资本主义下生产行为的协调方式与简单生产形态存在根本差异。具体而言，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分离（dissociation）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商品或服务的规划者从事着与具体实施行为相分离的劳动过程；负责实现计划的体力劳动者则从事着与规划过程相分离的劳动过程。简单生产行为演变为复杂行为，个体的劳动过程不再与整个生产行为重合。

规划与”组装”的联结通过管理与技术的中介层级实现。这些层级负责设计、协调与监督组装流程。但生产管理的中介层级越多，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分离越显著，资本家对生产节点价值生成的直接影响也越成问题。旨在强化直接控制的技术装置虽限制了劳动者的身心活动范围，却未必提升生产效率（Marglin，1974；Noble，1979；Nichols与Beynon，1977）。新型省力技术常需更多监督层级，这既加剧劳动过程与生产的分离，又因增加管理层薪资福利等固定成本，限制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实质增长。

随着生产过程全局概念与具体执行节点的结构性割裂，主体性（subjectivity）从某些生产领域逐渐消退。劳动者表达主体性的诸多渠道被缩减乃至消除。但主体性表达既未在劳动过程中彻底压制，也未被完全放弃——工人不断创造着在生产中对象化自身目的的新方式。即便最原子化的劳动者，仍保有生产行为中的特定裁量权。换言之，分离进程虽侵蚀特定生产行为所需主体性的广度与深度，却将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推向劳动过程领域，使其脱离对生产的直接关切。在此意义上，斗争疆域（frontiers of struggle）正被拓展。

以美国地下采煤业为例：其最初采用依赖内部承包商（inside contractors）的租佃制（tenant system）。在此制度下，矿工常通过每日仅工作四小时来调控煤炭价值（从而控制自身劳动价值）（Goodrich，1925；Archibald，1922）。该时期的罢工既为限制产量，也为废除”实物工资制”（order system）。由于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高度重合，矿工通过工作时长有效控制行业。至1940-50年代，采用机械装载机、标准化工资制与八小时工作制的专业班组取代了内部承包制。1950年代的矿工罢工焦点转向工资、职业保障（岗位竞标、职位公示、资历权利）与安全，这表明劳动力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使斗争场域转向劳动过程相关问题，而直接关联生产的议题相对弱化。类似趋势可见于多个行业（Knowles，1952: 234-5；Storey，1980: 129，表6.1）。

伴随分离进程的劳动力商品化，使劳动过程成为现代工作场所的问题核心（problematic component），而生产过程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与工匠生产（craft production）形成鲜明对照。劳动过程的问题性主要源于任务完成时产生的三重矛盾性结果：

第一重结果关乎实践任务的实际完成——这是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构思设计图、阅读蓝图并按设计组装物件，或监测传送带速度、螺栓尺寸与衬衫左右袖，再判断行动时机与方式，这些行为共同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劳动的理想表现与实际表现差异越小，资本利益的客观化程度越高。

第二重结果与前者相冲突。任务完成方式（即便最细微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化着劳动者的利益。对熟练与半熟练任务而言，对任务及同事的认同感、工作自豪感与劳动力投入价值影响任务完成；对非熟练任务，最小化能量投入可能是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劳动者在任务执行中行使着特定裁量权（discretionary autonomy），核心问题始终是：谁将从其贡献中获益更多？夸张而言，劳动者日常面临”为公司工作”与”为自身工作”的选择。归根结底，生产过程转型从未根本提升效率与控制力，因为资本对劳动主观投入（即生产中变量维度）的基本依赖始终存在。

第三重矛盾性结果涉及劳动者阶级整体的政治考量。由于分离进程割裂生产过程，工人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形成受到限制。但历史经验表明（多数工人对此有所认知）——职业保障、标准化工资、合理工作规则乃至更重要的生产调控等议题，唯有通过集体努力方能解决。参与停工或怠工迫使工人在个体物质再生产与不确定的集体利益间做出抉择（Offe与Wiesenthal，1980）。

这些矛盾性结果的价值生成于生产节点——阶级主体（class agents）在此争夺结果控制权。利润或”超额”（making out）皆非控制能力的直接产物。知识或其他资源的占有，并不赋予主体实现特定目标的控制能力（Hindess，1982；Knights与Roberts，1982）。将控制视为能力（capacity），暗示资源占有与利益客观化间存在可计算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社会实践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ocial practice）表明：无论是抽象还是实践层面，手段与目的间皆无理性对应关系。目的实现于手段的实际运用，而非理想化手段的应用。管理决策、工会策略与劳资协议皆为抽象理想，其”现实性”在生产节点的价值创造斗争中得以确立。阶级主体对价值创造的控制斗争永无止境。

因此，布雷弗曼遗产中的第二条路径将生产定义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最简形态的生产由脑体活动的具身化（embodiment）构成，唯有生产节点中介着这两种活动。在资本主义形态下，随着技术与管理层级中介导致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分离，生产行为趋于复杂化。然而，脑体活动的具身化——即劳动的领域（province of labour）——虽因分离改变了劳动者行使其领域的场域，却未在劳动过程中被放弃。通过阐发第二条路径的意涵，劳动过程转型如今可以被理解为生产辩证法的展开过程。

生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Production）

爱德华兹（Edwards）及其合作者提出的控制-抵抗模型（control-resistance model） 认为，资本主义组织结构主导着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鉴于技术控制与官僚创新（bureaucratic innovations）的本质，加之无所不在的管理核心，劳动者被剥夺权利，仅保有抵抗能力。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pproach）的意涵则迫使我们对控制-抵抗模型提出根本质疑：该模型是否适于理解劳动过程转型与工人集体行动（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的关系？关键问题在于其三个预设：（1）资本家是控制者，工人是抵抗者；（2）历史时刻的特征体现为支配全社会各产业劳动过程的特定协调结构（structures of co-ordination）；（3）当今劳动者（至少在美国）无可救药地碎片化（fragmented），唯有静待社会基础结构（substructure）施压迫使其通过结构性裂隙重返历史舞台。

控制-抵抗模型的局限

首先，控制-抵抗模型将资本主义控制呈现为无争议的既定事实。如同韦伯式（Weberian）组织理论，该模型强调以强制层级或管理共识性游戏（managerially consented games）作为控制基础。无论何种情形，控制都被假定为从层级顶端流向生产节点的劳动者，暗示理性（可计算的）管理手段同时支配着生产与劳动过程（Edwards，1979: 33, 130-132）。

若此理性支配统一体存在，规则制定者与执行者的不同部门必须对行动方案持有共识。但每个部门的观念建构于与生产节点及其他部门相分离的劳动过程中。这种分离强化了各部门的信念——其理性话语与特定生产率问题解决方案最具合法性。此外，行政部门为争取稀缺资源与实施计划的机会相互竞争（Armstrong，1985）。无论谁正式胜出，管理层的内部斗争不会因采纳”最有效”方案而终结（尽管这可能是初始目标），败者往往伺机诋毁胜者以求下次翻盘。因此，处理生产率问题的管理话语并非理性产物，多数只是对科学话语权威的意识形态诉求。

工程师、经理与会计师倾向于”将所有现实视为必然”（Braverman，1974: 16；原文强调），因其将人类活动简化为单向度逻辑。管理会计（management accounting）话语即为此逻辑的典型。美国管理会计被定义为：

“识别、计量、归集、分析、编报、解释与传递财务信息的过程，旨在协助管理层规划、评估与控制组织活动，并确保资源使用的适当性与问责性。”（美国会计协会，1981: 4）

管理会计的核心目标是建立控制机制以减少实际成本与预算的偏差，从而逼近预期利润水平。显然，管理会计体现着爱德华兹所谓原子化（atomises）劳动者的自上而下式理性控制。

当绩效报告考虑劳动的社会性时，会计师假定可通过奖惩机制社会化（socialised）劳动者以提升生产率——此即评估的功能。但会计师（与爱德华兹同样）未意识到：在构建劳动力单位（个体、班组或部门）的绩效规范时，他们实质上建构着潜在的斗争场域。绩效规范的执行结构化了劳动过程，创造出劳动者组织反应的客观现实。最终，劳动者的行动挑战着管理权（Storey，1980），特别是会计师的生产率预测。同时，会计策略的失败为行政部门的新一轮竞争搭建舞台。由此观之，行政竞争主要源自劳动对各类管理主张合法性的否定。

劳动过程转型的动力源

劳动过程转型的重要动力源生于生产节点——即劳动领域（province of labour）与劳动过程协调结构（coordinating structures） 的辩证关系。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偏差是生产辩证法（dialectics of production） 的表征，这种变革动力沿组织层级上溯，扰乱控制的中介层级与回路（Storey，1985）。理论上，生产辩证法否定所有理性结构化劳动过程的尝试，进而否定单一组织受统一控制策略或结构支配的预设。实践层面，生产辩证法助长了管理层常见的短视与权宜式问题解决取向。从生产辩证法出发分析劳动过程，可确认劳动者集体对价值创造的领域、潜能与影响力，并揭示组织-失序、集权-分权等议题的不可调和性——这些议题根植于”组织是理性控制实体”的谬见。

结构分析的历史局限

结构分析的另一局限体现为将历史切割为相对独立且均质的时期，其间资产阶级霸权（hegemony）占据主导。例如，戈登等人（Gordon et al.，1982）主张：1820-1890年间标准化工资体系使工匠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sation），1870-1940年间批量生产技术使其同质化（homogenisation），1920-1980年间官僚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s）使其原子化（atomisation）。这种”将历史视为确定性暴力简化的历史观……忽视历史织体的经纬编织”。因这种公式化叙述无视劳动的能动参与，混淆了劳动过程历史转型中资本理想的本质与逻辑推力

同一历史时刻的协调结构效应（effects of structures of co-ordination）存在区域与行业差异，因为劳动者被召唤完成生产行为。剩余价值榨取（expropriation of surplus value） 仍是资本理想的核心，但这些理想的实施与相对成效发生于结果控制的斗争中，且呈现不均衡分布（Special Issue Editorial Collective，1978）。诚然，劳动者极少跨企业联合，更罕有全行业协调行动——这表明劳动领域导致车间发展的不均衡与劳动者的碎片化。个体与群体、班组与轮班、地域与种族间的辩证关系，共同编织出参差交织的历史图景。

若生产辩证法导致历史时刻的非均衡性，那么将劳动过程转型视为线性演进的历史趋同论便难以成立。然而，控制-抵抗关系分析常以时序方式描述各时期，将前一时期视为后一时期的充分（若非必要）条件。爱德华兹等人的线性史观体现于其主张：资本集中化（centralisation of capital）是无产阶级化与同质化的必要前提，后者又是工人抵抗新资本体制的结构性前提。为支持集中化论点，爱德华兹（1979: 56）援引美国无烟煤产业与联合矿工工会（UMWA）的兴起，称UMWA源于”19世纪末雇主推动生产过程同质化迫使矿工走向更广泛组织化斗争”（Gordon, Edwards and Reich，1982: 157-158）。

但无烟煤产业研究显示：矿工组织化控制生产的倾向与成功比产业集中化早至少三十年。矿场与铁路所有者被迫通过法律手段合并资本，以此作为抵御矿工攻势的最后防线（Wardell and Johnston，1987）。地下的劳动过程在1920-30年代之前未发生显著变化——此时产业级大罢工与矿工利益组织化（1860-70年代）早已完成。机械装载机（mechanical loader）的引入佐证此点：该设备虽显著推动计时工资标准化，但其大规模应用迟至1940年代末（Dix，1979）。

工人斗争的多维面向

控制-抵抗模型另一局限在于对工人斗争与集体行动的抽象化处理。爱德华兹等人描绘的抵抗叙事中，工人被动参与车间组织，仅周期性地按观察者预设的历史剧本行动（Castoriadis，1976-77）。但工人斗争可能比其所述更为频密，只是因未采取罢工形式而被忽视。多数工人深知罢工成本，转而通过生产节点的其他常规手段提升劳动力价值。

对地下矿工的研究表明：矿工认为井下安全属于其自治领域（Wardell, Vaught and Smith，1985）。在他们看来，管理层的知识与专项培训无法保障工作面安全；唯有矿工了解危险并相互传授应对之道。矿工常规性抵抗管理层对安全领域的侵蚀，并抱怨监管者的无知与吝啬常导致必要安全物资的短缺。

与多数劳动者类似，矿工刻意在工作中践行多种集体行动。某些行为或被戏称为恶作剧或游戏，但其旨在工人间建构团结与集体意识。例如针对工友的性暴露游戏（Vaught and Smith，1980），或集体拒乘不符合联邦标准的公司设备。矿工偶尔通过超产或大幅减产”教育”管理层。这些恶作剧是矿工将生产的脑体活动重新整合为具身统一体的方式——即在不承受罢工经济损失的前提下，集体抵制行政规训的政治行动。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分离虽将劳动者表达主体性与提升劳动价值的机遇更多限定于劳动过程，但劳动过程作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本质，使得价值创造的斗争仍在日常发生。

结论

布雷弗曼（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遭受了诸多抨击，其中不乏激烈之辞。许多批评者认为其分析否定了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的主观内容，而他宣称的”自我设限”（self-imposition）为此结论提供了某种可信度。尽管如此，布雷弗曼的著作仍比多数批评者所承认的更具挑衅性与启发性。与主流观点相左，本文论证了他实则突破自我设限，将主观维度重新引入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分析。具体而言，布雷弗曼的著作暗含一种二维分析框架（two-dimensional approach）。

与马克思（Marx）相似，布雷弗曼从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出发，将生产界定为一种实践（praxis）形式。同样效法马克思，他在此哲学基底上构建描述性分析。他系统聚焦于生产的心智与体力、主体与客体维度的矛盾统一性（contradictory unity）。从其分析中，可提炼出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的雏形，并将其发展为考察劳动过程转型的有效方法。辩证分析指引我们关注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的分离（dissociation）——历史上形成的协调结构（structures of co-ordination）将设计的全局概念、质量与数量等生产维度从具体实施中剥离。但劳动者的领域（province of labourers）——即他们在生产节点的主观参与——仍是其裁量自主权（discretionary autonomy）的源泉，并最终构成资本依赖劳动的根源。斗争既未消除劳动或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也始终是否定资本利益的主要力量。

在探究劳动过程转型与工人阶级集体行动（working-class collective action）的关系时，鲜有论者遵循布雷弗曼著作中隐含的辩证路径。其理论遗产的继承者们往往提供控制-抵抗（control-resistance）关系的抽象化描述。这条路径如今似乎陷入无数理论死胡同（theoretical culs-de-sac）。将企业结构描绘为均质化帝国——资本支配力汇聚于生产节点，使劳动者碎片化（fragmented）与沉默——正是布雷弗曼所鄙夷与警示的公式化解释。当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宣称发现资本主义大厦的”裂痕”，并期待工人阶级躁动如火山熔岩般喷涌而出时，他混淆了资本主义本质与其历史现实，并将劳动过程转型物化（reify）。

当然，布雷弗曼的著作存在缺陷，许多批评切中要害。例如，尽管他指摘马克思频繁使用格言化表述（aphorisms），但其自身对格言的使用既招致批评，又为控制-抵抗模型提供了隐性支持。或许，这种格言化风格也揭示了其分析中质性维度的政治意涵——即对传统工匠消逝与技术官僚（technocrat）兴起的哀叹。就此而言，布雷弗曼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并非其著作的重大缺陷。他的二维分析框架指向劳动过程分析的应然方向：技术官僚代表着威胁（但可望无法压制）劳动领域的单向度逻辑（one-dimensional logic）之实施。在此意义上，其方法导向的分析潜藏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智识基础。与此同时，对产出控制的斗争仍在生产节点持续上演。

注释

当前劳动过程（labour process）领域缺乏普适理论的现象已引发关注，学界正尝试中期修正。斯托里（Storey，1985年）指出爱德华兹（Edwards，1979年）与布洛维（Burawoy，1979年）是后布雷弗曼（post-Braverman）劳动过程文献问题的肇因，并主张既不能放弃劳动过程理论，也不能通过”净化”该领域解决问题，唯有”激进修正”（radical revision）方能避免迫在眉睫的理论危机。
布洛维（Burawoy，1985: 20，注13）承认布雷弗曼著作中存在类似矛盾主题：布雷弗曼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发展早期是历史的创造者，后期则沦为历史受害者。这种”创造者-受害者”史观及主客观维度议题，呼应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眼中马克思著作与马克思理论（Marxian theory）存在的两种不可通约问题域（problematic）（阿尔都塞[Althusser，1969年]）。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视其为同一问题域的双重维度（列斐伏尔[Lefebvre，1968年]）。卢卡奇（Lukäcs）、柯尔施（Korsch）与马尔库塞（Marcuse）的著作包含相似主题，暗示布雷弗曼可能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既定传统——该传统显著区别于斯大林（Stalin）、布哈林（Bukharin）及当代阿尔都塞的正统结构主义立场。评估两种传统的合理性超出本文讨论范围（参见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1976-77年]相关论述），但需指出：布雷弗曼所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主观维度仍欠发展，组织与劳动过程分析中的主观性阐释进展甚微。克拉森（Clawson，1980年）与斯塔克（Stark，1980年）在主体性（subject）概念推进方面做出重要努力，另可参见本书中奈茨（Knights）与威尔莫特（Willmott）的论述。
布雷弗曼承袭马克思（Marx，1976年）的论点：只有当资本家致力于实现劳动的真实从属（real subordination），将个体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 surplus value）作为评估焦点时，工匠技能（craft labour）才成为工作再设计（job redesign）的标靶。
阿姆斯特朗（Armstrong，1983年）与斯托里（Storey，1985年）虽对布雷弗曼有所批判，但以更精细形式发展了这一思想。
此论证不否定针对布雷弗曼著作某些批判的合理性。例如斯塔克（Stark，1980年）基于对布雷弗曼的具体批判，提出了劳动过程的辩证观。
布雷弗曼关于官僚组织（bureaucratic organisations）侵蚀主观领域的观察，得到包括韦伯（Weber）在内的多位组织理论家支持。但布洛维对此尤为不满，因其认为布雷弗曼的总体论点代表着新卢德主义（neo-Luddite）立场。
相关研究参见津巴利斯特（Zimbalist，1979年）、卡尔切迪（Carchedi，1977年）、布洛维（Burawoy，1979年）与阿格列塔（Aglietta，1979年）。克拉森与范塔西亚（Clawson & Fantasia，1983年）批判性评述布洛维著作，指出其将积累过程（accumulation process）置于辩证法之上以解释劳动过程转型。加特曼（Gartman，1983年）通过不同于本文及克拉森-范塔西亚的辩证路径，得出对布洛维与阿格列塔著作的相似结论。
爱德华兹及其合作者明确规避了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的重要性（Gordon, Edwards & Reich，1982: 20-23）。
爱德华兹的术语承袭自马克思（Marx，1976: 279-280）对劳动力买卖的讨论。马克思在该部分交替使用劳动能力（labour capacity）与劳动力（labour power），但在后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章节中将劳动力论述为潜能（potential）。将能力与潜能共同纳入劳动过程分析，较之爱德华兹对能力的单一关注，更契合马克思与布雷弗曼的二维分析框架。
本文对”能力”与”潜能”的区分受益于宾厄姆·波普（Bingham Pope）的启发。
关于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的总体讨论及其在组织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参见列斐伏尔（Lefebvre，1968年）、艾伦（Allen，1975年）、本森（Benson，1977年）、沃德尔与本森（Wardell & Benson，1979年）及斯托里（Storey，1985年）。
此即布雷弗曼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影响及其威胁劳动领域的沉重叩问。作为某种浪漫主义者，布雷弗曼忧虑即便人类本性得以抵御系统性侵袭，对象化（objectification）领域的收缩仍将导致人性贫瘠。因此其著作中始终贯穿着分析的第二维度。
对比观点参见布洛维（Burawoy，1979: 24-29），其主张劳动者意识内容聚焦于使用价值生产而非工资-劳动交换。
当然，其他因素如国家规制、占有模式与工会结构（structures of unions）也制约工人阶级组织的形成（Offe & Wiesenthal，1980年）。